母亲今年70岁，大学在读，学的是声乐专业，当然是在老年大学。
春节前，班里举办汇报演出，我去助阵。看着舞台上红色毛衫，满头银发，神采飞扬的母亲，不知道为什么我脑海里浮现的却是她４０多年所走过的难且坚韧的岁月。
我认识母亲的时候她20多岁，已经生了三个孩子，我是老幺。照片显示那时她高挑，削瘦，有一双大眼睛和两条大辫子，是个美人儿。
那时母亲的职业是农村妇女。在我六岁以前，她一直是这个职业。那些年，父亲远在包头工作，母亲每天的工作是出地挣工分和养羊、养孩子。
那么美的年龄，那么好的岁月就这样日复一日的走过。早晨带着饭罐下地干活儿，晚上背着大捆的青草回家喂羊。晚上在昏黄的煤油灯下做针线，偶尔也会背着口粮到坡后的磨坊加工。记忆里的她总是很忙，早出晚归，就算农闲时，也有做不完的家务。
母亲的中年是从当时的小包钢的土建工地开始的。那年，我们随父亲来到包头。没有房子，没有钱，甚至连吃点鲜白菜都是很幸福的事儿。最初的两年母亲的职业是农民工，她干过很多种特别苦特别累的活儿。除了和水泥，搬砖，还在纸箱厂用玻璃胶粘纸箱，手经常被滚烫的胶烫破，眼睛经常被飞进的胶水蛰的红红的；给储存土豆的地库背土豆时，200斤的麻袋上上下下一天数不清的趟数…..就算非常努力，偶尔也有没工可打的时候。那时母亲就带着我和两个哥哥到当时的糕点厂去捡煤核儿，这些煤核让租来的小房子里比过去温暖了很多。如今想来，那些岁月甚至有些可怕，然而母亲又一天天的扛了过来。
后来母亲正式的参加了工作，职业是售货员。早上上班前，她会去赶早潮—－带着我到钢铁大街现在包头王府井门前等包钢上班的自行车大军路过时卖香烟。晚上下班后，她就学着骑三轮车，一家家饭店去卖调料，或者和父亲去废弃的工地捡砖头儿。在父母的努力下，我们家每天都会有收获，一分一分的挣回了自行车，缝纫机；一砖一瓦的在奶奶的后院接盖起了自家的只有几平米的小房子。
没有人知道，在母亲为全家人的生活拼尽全力的时候，我却在心里积聚了很多对她的不满。不是因为穷，不是因为要捡别人穿旧的衣服，而是因为她对我太少关心和呵护。我从没听到她说过爱我，她也没有哪一天可以停下手里的活儿陪陪我、抱抱我、看看我，听听我在学校有些什么委曲，有些什么生活需求。严重缺爱的我甚至对同学说，我怀疑自己是抱养的。
而今，我也当了母亲，也常常因为工作和生活的奔波无暇顾及孩子的时候，才懂了那时的她。
母亲的老年是从身体的抗议开始的。几十年那么苦的劳作，身体承受了太多不能承受之重。最先抗议的是血糖，医生说没有家族遗传原因可能与不能按时吃饭有关。之后是白内障，我一直觉得应该与那些年整夜做针线煤油灯熏烤以及玻璃胶灼伤有关。最难解决的是双腿麻木、疼痛。几十年超负荷的压力，母亲的膝盖关节彻底罢工了，无法走路，无法自然的起坐成了她生活中最大的困难。医院给出的解决方案只能手术。＂一次性做双腿＂母亲的决定就像是去割捆草或者背一麻袋土豆那么简单，坚定。
手术后的康复训练我总是揪着心，还没长好的伤口不断地往出渗血，母亲不作声的坚持着。看着很让人心疼。
康复后，我曾经问过母亲，她怎么有那么大的决心和胆量敢做这么大的决定。母亲很淡然的说，没有办法，年纪再大些就没法做了，也恢复不了啦。不做就只能受罪，早做完了受罪也还有盼头。她说话的神情像这么大的手术与她无关。
也就是从那时起，母亲走进了她的第二次青春，走进了老年大学。三年多来，她风雨无阻，从一个个音符、节拍开始，只有小学文化的她甚至开始学着认英文字母。母亲说她赶上了好时候，吃穿无忧，年轻时候没机会学习，现在想好好的为自己活一回。
这就是我的母亲，用坚持走过最苦最难的岁月，却始终把微笑留给生活的一位普通的妈妈。（文/李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