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商不仅可以帮助群众脱贫,而且还能助推乡村振兴,大有可为。
如今,在中国许许多多地方,在脱贫攻坚的一个个战场,记者发现:一声声卖力吆喝、一次次点击下单、一单单物流速递……电子商务正在为脱贫攻坚、乡村振兴注入巨大活力,让更多群众搭上“数字快车”,摆脱贫困,步入小康。
电商让农产品跨越千山万水
受疫情影响,原本畅销的灵芝销售受阻,一度让黑龙江省黑河市爱辉区瑷珲镇党委书记王琳发愁不已。
面对疫情,黑河市快速启动“电商助农”模式,邀请乡村“网红”直播销售农产品。“直播最好的成绩是一个半小时内1500多名网友下单,卖了7万多元。”王琳说。
在全国许多贫困地区,电子商务解决了农民的燃眉之急,使得这些地区战“疫”、扶贫两不误,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打下坚实基础。
不仅能在关键时刻为农民解忧,电子商务还能帮助农产品跨越千山万水的阻隔。吉林省白城市通榆县地处大兴安岭南麓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当地出产的小米、绿豆等农产品品质好、营养高,可地处边远,卖不出好价钱。
2013年,通榆县启动了电商推广工作,与网络平台合作售卖农产品。在一场“葵花节”网购活动中,个大饱满的葵花盘卖到了40元一个。“以前卖给粮贩,1公斤才给10元。”农民霍亮说。
电商为农户带来了“真金白银”。通榆县在电商平台上统一地理标识,集中打造杂粮品牌。全县目前有近2000家网店,邮政、淘宝等企业在当地设置物流集散点,把杂粮卖到了全国。数据显示,当地综合贫困发生率由2015年底的21.8%下降至0.075%。
“新农人”为乡村振兴注入活力
这些年,越来越多年轻人从城市走向农村,变身“新农人”。电子商务像一根红线,一端系着广阔乡村,一端连接巨大市场,为他们提供施展能力的舞台。
在吉林省舒兰市松凤村的众邦源牧业公司,养殖区域里绿植遍布,这里每年出栏1万头优质生猪。24岁的朱爱玲是这家企业的“少东家”。大学毕业后,她远赴江苏做服装电商,回到家乡后,她把电商模式引入猪肉销售。在她的网店里,有机黑猪肉能卖到每公斤200元。“我养了半辈子猪,这样的价格,想都不敢想。”朱爱玲的父亲朱岩说。
市场信息、客户需求飞速传递,电子商务逐渐拉平了城市和乡村的信息鸿沟,各地“新农人”、乡村群众搭上了“数字快车”。
1公斤200元——这是辽宁省铁岭市西丰县天来村的大樱桃刚上市时的价格。“在电商直播的助推下,我们拥抱全国市场。”天来村党支部书记付宝库说,“农民收入高了,乡村振兴的基础就会更牢固。”
在广大乡村,手机变成了“新农具”,数据变成了“新农资”,直播变成了“新农活”。
为帮助更多农民掌握直播技能,淘宝拿出专属流量扶持农民主播。截至3月底,全国已有6万多名农民入驻淘宝直播,田间、大棚、渔船变身直播间。疫情发生以来,淘宝已帮助全国各地销售农产品超过25万吨。
为基层干部带来更广阔舞台
电子商务既是脱贫奔小康的机遇,也给那些下乡支援脱贫攻坚、乡村振兴工作的干部提出了新要求。
在吉林省白山市靖宇县大北山村驻村扶贫4年多,驻村第一书记高世龙和乡亲们在村里建起山野菜加工厂,借力电商平台打造的“老农夫”牌山野菜逐步打开城市销路,贫困户每户每年增收近4000元。
在甘肃省定西市临洮县,受疫情影响,当地的重要扶贫产品百合销售受阻。直播间里,临洮县委书记石琳用俏皮活泼的语言展示百合的食用方式。直播当天,120多万名网友观看,售出百合3吨。
“信息爆炸的时代,对基层干部的要求越来越高,干部们既要埋头苦干,更要抬头看路,把握趋势,与时俱进。”石琳说。
创新的还有工作方法。针对下乡支援的扶贫干部群体,吉林省把“第一书记”当成金字招牌来打造,成立“第一书记协会”,组织省内1400多名驻村第一书记“抱团”闯市场,统一推介全省贫困村产品。
山东省聊城市莘县位于冀鲁豫三省交界处,基层干部们把打造品牌作为电商带动发展的抓手,当地无公害农产品等认证品牌已经达到296个。“我们正和网络平台合作,进一步打通销售环节,为农民增收。”莘县副县长魏晨清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