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福建南平率先推出科技特派员制度，并很快辐射到全国。如今，科技特派员制度实施了近20年，科技特派员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将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他们作为振兴乡村经济的创新力量，既是创新主体又是科技经纪人，更应成为乡村的创业带头人。”浙江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客座研究员夏学民告诉科技日报记者。
打通科技兴农“最后一公里”
在食用菌大县福建省古田县，针对产业发展存在的菌业科技和加工水平不高，加工贸易缺乏龙头企业，菌种品质得不到保障等问题，福建农林大学和县政府共建古田菌业研究院。
依托这一平台，由院长、福建省食用菌产业重大农技推广服务体系首席专家胡开辉领衔的科特派团队，通过与古田企业的合作、对接，在当地示范推广真姬菇、银耳等栽培关键技术，使全县食用菌技术总体水平实现质的飞越。
胡开辉说，如今真姬菇工厂栽培单产由400g左右提高到500g以上，单袋产量提高了20%以上；而银耳单袋干重由原来的90g提升到120g。真姬菇与银耳关键配套技术的应用显著降低了企业的生产成本，提高了企业的经济效益，提升了企业在行业中的竞争力。
在胡开辉看来，正是科技特派员将实验室建在田间地头，打通了科技兴农的“最后一公里”。
夏学民认为，科技特派员将最先进的农业技术、食品技术和管理经验，直接注入到乡村企业，让优质农副产品成为更加环保、更加安全的高附加值食品。
“科技特派员的主要职责是价值再造，准确识别城里人的需要，精准帮扶乡村企业的产品准确定位，尤其是要‘穿针引线’导入适用实用技术，开展先进技术转移，将科技系统的生产力转移中心向乡镇下沉，向田间地头下沉。”夏学民说。
中国农业大学动物科技学院教授杨富裕说，科技特派员可以全面参与到乡村振兴战略中，其中，产业兴旺是重点，科技特派员带着新品种、新技术下乡创新创业，可以为提高农业创新力、竞争力和全要素生产率提供积极服务。
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助力人才队伍建设
“乡村振兴基础在村，村级发展关键在产业，产业发展急需人才。”安徽省潜山县黄铺镇黄铺村党委书记王绍南说，做好农村人才的培养与引进，是推动乡村振兴亟待解决的问题。
作为村干部，王绍南对农村基层人才短缺有着深切体会。“一是找不到人才，二是引不进人才，三是留不下人才。”王绍南说，村级缺乏有效渠道，即便拿出优惠政策，也不知道到哪里能招到人才；村级吸引力不够，愿意到农村干事创业的人才少；村委会是村民选举产生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人才到村进不了“两委”，无编制、无身份、无职务，难以安心工作。
据科技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在我国，科技特派员已超过70多万人，是2010年的5倍。多年来，我国选派了一大批科技特派员到“三区”开展创新创业服务。
“陕西已实现县级贫困村科技服务全覆盖，实现全省92个县(区)5928个贫困村科技特派员全覆盖。”陕西省科技厅副厅长林黎明介绍说。
福建省科技厅厅长陈秋立介绍，2018年，福建将持续推出科技特派员精准服务“三农”发展新机制，力争实现科技特派员覆盖全省所有乡镇，为加快乡村振兴注入科技力量。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必须破解人才瓶颈制约。科技特派员将在帮助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助力农村专业人才队伍建设、发挥科技人才支撑作用等方面起到重要的引领带动作用。”杨富裕说。
亟须配套政策，以解后顾之忧
在胡开辉看来，他的科特派团队能精准服务，得益于福建农林大学树立了解决产业发展问题能力的科研导向——在国内高校中较早选聘推广型教授(研究员)，建立职称评定横向项目课题级别认定制，提高科研人员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收益。
“福建农林大学在科技特派员服务和创业期间的职称评定、岗位等级晋升和社会保险等方面做了详细规定，才解除了我们的后顾之忧。”胡开辉说。
从全国范围来看，科技特派员的发展，还存在着一些问题。“首先，科技特派员制度还未有效纳入有关派出单位的人事制度和考核制度之中，影响了科技特派员的积极性；其次，科技特派员专项经费支持偏少，不利于更有效开展工作。”杨富裕说。
在夏学民看来，科技特派员的人数还是相对比较少，一些人驻村时间比较少，服务水平也亟待提高。
对此，福建师范大学化学与材料学院副教授卢玉栋表示，希望科技特派员经历可以替代进修、社会实践、挂职锻炼经历等；专业技术人员选派到企业期间，原单位工资福利待遇不变，与原单位在岗人员同等享有参加职称评审、项目申报、岗位竞聘、奖励等方面权利。
夏学民还建议：“由财政资金支持形成的科研成果，允许科技特派员带着成果下乡，对转化作出突出贡献者，给予其不超过本人工资总额的50%的收益权，其他50%归原单位。”
夏学民同时建议，村集体以土地资源入股、科技特派员可以技术入股，双方合作成立股份公司，明确产权关系，把科研成果实实在在转化为乡村发展所需的生产力。“这样，科技特派员可成为科技成果转化的小蜜蜂，将大量束之科研院所的科技成果向新农村转移，真正实践技术扶贫、科技振兴乡村。”夏学民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