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6日—9月7日，由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主办的2019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专题研讨会在北京召开，在第八单元以“全球创新合作：挑战与对策”为主题的讨论会上，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教授、曾任斯隆管理学院副院长黄亚生表示，中美经济脱钩将影响两国科技发展，若政治家和公众对这个问题没有清醒的认识，作为学者应该更加理智，维护中美两国关系。
黄亚生从以下四个角度分析中美经济脱钩可能会对美国科技界的影响。
首先，在美国科技企业的营业模式方面，黄亚生表示，科技企业之间的关系从来都是既有竞争又有合作。美国和中国科技企业之间的关系也是如此。根据美国投行杰弗瑞集团2018年发布的报告，美国科技公司每年会从中国获得1000亿—1500亿美元的营业收入，在中国的营业收入相当于中国科技公司的23%。
以美国高通公司和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为例，高通是美国企业中唯一有能力可能做5G的企业，该业务板块与华为是竞争关系，但高通的大客户恰恰也是华为。数据显示，2018年高通是华为在美国第三大供应商，销售达到15.8亿人民币。因此，将华为列入实体名单，意味着美国企业不可以和华为有任何的接触和交流，也就意味着高通不可以参与任何有关5G发展的过程和标准的制定，这将打击高通自己开发5G的能力。
其次，在两个国家对科技支出的结构方面，黄亚生表示，考虑到美国的通货膨胀率，过去几十年美国联邦政府的科研经费实际都在缩水。在联邦经费总额没有增加的情况下，美国科研的开支结构越来越单一，很多经费被集中在生物医药领域和几个单独的领域，其他领域的科研经费受到了挤压。在上世纪80年代，美国政府在生物医药领域和工程学科开发的经费差不多，但2018年美国在生物医药方面的研究经费是工程领域的2倍多。
“从科研经费的投入领域来看，中美科研经费投入可以形成一种互补的机制。”黄亚生表示，2016年美国的科研经费约5000亿美元，中国是4500亿美元，远超其他国家科研经费的投入。美国联邦政府科研经费分配十分不平均，而中国的科研经费行业分配非常平均，这可以和美国政府的科研投入形成一种互补。
另外一种互补性来自于科研经费所关注的研究类型，根据亚洲太平洋经济合作组织的数据，中国大部分的经费聚焦于实验类型的研究，更少聚焦基础和应用的研究，而美国实验类型的研究经费比较低。“因此，中美科研投入已经形成有机合作的创新生态，切断两个国家的科研合作对两国都是很大的危害。”
第三，在科研成果应用的角度方面，黄亚生认为，美国科技领域的一些科研成果在美国国内应用很有限，特别是材料、再生能源等，但是这些领域在中国有更多更广泛的应用。例如，有些新药在美国没有很大的病人群体，但中国在这方面有很大的病人群体。
中国给美国企业提供了应用市场，中国的应用发展也会进一步启发美国的创新。黄亚生又以AI为例，他表示中国AI的发达因为中国有AI大规模的应用。根据美国智库数据创新中心的报告，与欧盟和美国相比，中国在人工智能研发上虽有差距，但是在人工智能科研成果落地应用上遥遥领先于美国和欧洲，有更多的企业应用人工智能现有的技术。“美国人工智能的研发需要中国的应用市场，而美国人工智能应用也可以从中国的实验中获得启发。”
最后，从人力资本的视角来看，美国科技领域的发展离不开美国顶尖科研和学术人才，其中华人学者和人才对美国学术科研成果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尤其在硬科学的领域。数据显示，今年4月30日美国科学院公布了125名新院士、100名本土院士、25名外籍院士，其中2名中国籍科学家入选外籍院士，2名美籍华裔入选本土院士。截至2019年，历史上共有107名华人科学家当选美国科学院本土院士或者外籍院士，其中26名有中国内地背景。
中美高校学者在科学工程学术领域一直合作撰写论文。数据显示，1995年在科学工程学术领域里中美合作撰写的论文数量仅为1000多篇，2015年为1万多篇，约占美国工程科学学术论文合作撰写论文的14%，占中国科学院和工程学术领域合作撰写论文的45%。“对于美国科学和工程学术领域脱钩策略，势必会影响美国学术人才的力量。中国学生可能会减少，选择留美的中国科学和工程博士也可能会减少，甚至在美华人学者也会被波及，这些对美国的科研都存在着极大的破坏性。”
黄亚生表示，对美国科技的破坏实际就是对世界科技的破坏。美国现在还是世界上最强大的科技体制，破坏了最强大的科技体制就是在压抑全球的科技发展速度，美国发明的新药同样会帮助中国的病人，美国发明新的算法同样受益于中国的企业和消费，美国引力波的发现同样让中国人认识到宇宙的神奇。此外，中美脱钩政策也会严重影响中国科技发展，破坏美国的科技发展又会对中国的科技发展形成进一步破坏。科学是站在巨人肩膀上，而不是站在侏儒肩膀上，如果中国超越了一个科技水平下降的美国绝对毫无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