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应用经济学博士后
盘和林
“要在科技领域保持长期的竞争力，单纯增加科研经费远远不够，教育体制、科技体制、创新环境等都要与创新驱动相配套。”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是国家实力的关键，更是大国竞争的制高点。过去几十年，我国科技发展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这给了我们迎接挑战的信心和底气，但同时仍然存在一些明显的短板，这也给我们指出了未来努力的方向。
我国从上世纪80至90年代先后推出“863计划”和“科教兴国战略”，跟踪世界最前沿的科技发展成果，大大促进了我国科技的发展和进步，在计算机、航空航天、生物工程、新能源、新材料等领域都取得了重大科技成果。
比如在超级计算机领域，我国“神威？太湖之光”和“天河二号”在全球前十中占据了两个席位，分列第三、第四名，其中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太湖之光全部使用国产CPU处理器，是继美国、日本之后全球第三个采用自主CPU建设的千万亿计算机；在航空航天领域，我国是全球为数不多的能够独立实施登月计划、载人航天计划、太空站计划的国家，充分说明我国航天领域攻克了数量众多、范围广阔的核心技术，此外，第45颗北斗导航卫星已经成功发射，预计2020年10月以后即可向全球提供服务。
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而我国之所以能取得这样的成就，跟巨大的科研投入是分不开的。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8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18年我国研发经费支出为19657亿元，比上年提高11.6%，研发经费规模已经仅次于美国。进一步的数据显示，2000年到2016年，我国R&D国内支出增长超出20倍，年均复合增速达到21.3%。
虽然在一些关键领域，我国已经取得了巨大的突破，但也要看到，从整体上看，我国与美国相比还存在较大的差距。比如说手机行业，我国本土品牌近几年强势崛起，但是中兴事件则说明，由于缺乏芯片技术，实际上不少手机品牌在关键技术上都是被卡住了脖子的。而最近几年蓬勃发展的互联网产业，尽管在应用规模等方面上已经是无可争辩的世界第一，但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基础软件和底层系统领域，我国目前仍是空白。
这就说明，在基础研究方面，我国还有很大的发力空间，这一点在科研经费的用途上也得到了体现。科研经费的用途一般分为三类：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试验开发。2016年中国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研发经费占全部研发经费比例分别为5%和10%，而美国和日本对应数据均超过30%，英国和法国更是超过了60%。试验开发主要指的是开发产品并优化流程，更多的是以工程为导向，而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则分别指向科学知识和技术发明。这也部分解释了我国不少产业的产品极具竞争力，但往往缺乏核心技术的现象。
产业的强大可以为科技的发展提供有力的支撑，但是科技实力的比拼还是要依赖于真正具有原创性、能够拓宽人类认知边界的基础科学研究。虽然目前我国每年都有大量论文发表，但是高影响力的论文不多，重大和原始创新成果出现的比例还不够高，更谈不上成为全球科研创新的“风向标”之地。
其中的原因之一就是以论文数量为基础的评价标准和激励机制已经很难适应新形势下的竞争环境了。诚然，从论文数量上看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这让我国能够紧紧跟随世界科研前沿，但是，如果只是跟随，就已经慢人一步了。
正如任正非此前表示，华为正在本行业攻入无人区，过去跟着人跑的“机会主义”高速度将逐渐减缓。如何从工程数学、物理算法等工程科学层面的创新过渡到重要基础理论创新，如何从跟随者成为引领者，这个问题不仅仅是华为一家公司需要回答的问题，这更是我们整个国家需要回答的问题。
要在科技领域保持长期的竞争力与领导力，单纯增加科研经费远远不够。教育体制、科技体制、创新环境等都要与创新驱动相配套，比如优化研发经费的使用结构，提高其用于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比例；改进科研经费管理机制，提高科研经费的使用效率；加大对研发人才的经费支持，尤其是创造良好的研发生态；以及促进科技成果转化，保护知识产权，提高科研成果的经济效益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