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新时代的媒体融合创新正在呈现系统化变革，全面移动化将成为后期媒体融合深度发展的基本结构。面向5G，全媒体生态如何构建?《新闻与写作》2019年第8期刊发了武汉大学媒体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肖珺和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讲师张春雨的《全面移动化：构建面向5G的全媒体传播生态》。
这两位武汉学者以湖北三家媒体长江云、湖北日报和长江日报作为研究对象，提炼研究后发现，全面移动化是全媒体传播的必然选择;不打烊、不停脚、不停机成为全面移动化的内容生产与分发的路径选择;必须面向5G构建全媒体传播生态。并提出，面向5G的全媒体生态构建需要从多个层面、多个主体、多种形态中建立具有解释力的理论框架，并更多地关注文化、意义等的流动与认同。全文如下：
与世界其他国家媒体融合发展路径不同，中国的媒体融合，特别是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的融合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建设中的重要一环，其作为国家战略具有鲜明的新时代印记。
2013年11月，党中央将“整合新闻媒体资源，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列为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之一，这些年来，中央到地方各级传统媒体用革新图存的勇气和信心探索媒体融合的中国路径，2017年初，中央将“移动媒体先行”“建好‘中央厨房’”等作为打造新型主流媒体的方式方法，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再次强调“坚持正确舆论导向，高度重视传播手段建设和创新，提高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等战略部署。2019年1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首次把“课堂”设在了媒体融合发展的第一线——人民日报社，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全媒体不断发展，出现了全程媒体、全息媒体、全员媒体、全效媒体，信息无处不在、无所不及、无人不用，导致舆论生态、媒体格局、传播方式发生深刻变化，新闻舆论工作面临新的挑战。”“要坚持移动优先策略，让主流媒体借助移动传播，牢牢占据舆论引导、思想引领、文化传承、服务人民的传播制高点。”从制度话语层面，新时代媒体融合强调“媒介话语”和“政治话语”的双重话语属性，媒体融合既要解决媒体作为信息传播系统的现代传播体系转型，更要完成舆论引导、政策宣传动员和意识形态教育的政治功能优化。
图据东方IC
可以说，全媒体是中国媒体融合发展的结果与目标，媒体融合作为一个系统工程，不仅要实现技术层面的物理融合，更多的是要实现时空过程、信息模态、人、组织与物等人类社会发展各维度间的全面连接。当下，全面连接的技术基础正迈向最新一代蜂窝移动通信技术，即第五代移动通信技术(5th Generation Mobile Networks，简称5G)，5G的性能目标主要包括：高数据速率、减少延迟、节省能源、降低成本、提高系统容量和大规模设备连接。2019年5月30日，英国正式启用全球首个商用5G直播项目，英国广播公司(BBC)使用华为设备、通过5G网络进行了英国首次使用5G信号的电视节目直播。主持人现场测试发现，5G下载速度比4G快了5倍，直播的清晰度和稳定度非常高。6月6日，工信部正式向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广电发放5G商用牌照，我国正式进入5G商用元年。有研究认为，5G时代世界的资源分配权正在发生深刻的改变，对于传统媒体而言，流量不是问题，用户也不是问题，你有没有某种专业的服务于用户的适用能力才是问题。在这种情形下，传统媒体只要善用“在地性”的优势，就能获得非常好的发展机遇。
那么，面向5G，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的融合发展正在发生怎样的变化?媒体融合的深度发展正在呈现怎样的路径选择?带着这些问题，本文作者自2019年5月起，深度调研地处湖北省武汉市的三家媒体：湖北广电长江云(下简称长江云)、湖北日报融媒体中心(下简称湖报)、长江日报报业集团(下简称长报)，下文将主要基于访谈和案例分析提炼研究发现。
一、全面移动化：全媒体传播的必然选择
全媒体(Omnimedia)一词最早由美国一家名为Martha Stewart Living Omnimedia(玛莎·斯图尔特生活全媒体)的多媒体和销售公司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使用，该公司的主要业务范围包括四个方面：出版、广播电视、电子商务、线下家具用品和酒的销售，这为媒体+商务的发展模式提供了借鉴。不过，究竟什么是全媒体呢?其实很难从各国的媒体融合中总结出一个清晰的发展模式，因为各个媒体机构的融合方式不仅受到技术和机构内部等方面的影响，还受到其所在国家、社会文化和具体情境的影响。新闻传播领域的研究从过去以传统媒体为主的大众传播转向以电脑为媒介的传播(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之后发展到以移动技术为媒介的传播(Mobile-mediated Communication)。媒体融合逐渐发展为多种形式：(1)打破原先纸媒、电视和互联网的分隔实现技术、产品、人员和地域的融合;(2)使用互联网和电脑、移动终端分发多媒体内容;(3)跨媒介叙事(transmedia storytelling)取代原先只适用于特定媒介平台的新闻叙事方式和技巧，此外，跨媒介叙事方式以及数字移动技术的使用，让受众可以参与到与新闻内容的互动和生产当中，渐而受众也逐渐转向用户身份。相关研究较多地关注：(1)从产业结构的角度，研究媒体行业的垂直整合;(2)从媒体内部组织的角度，关注媒体融合如何影响媒体内部结构以及新闻室日常工作流程;(3)随着数字移动技术的广泛应用，研究问题开始转向数字移动化的传播技术是如何影响记者的个体工作日常以及多媒体业务能力和实践等。
图据东方IC
国内媒体大约在1999年出现“全媒体”的说法，2008年以后“全媒体”成为热词，直到2009年，学者对“全媒体”内涵等开始进行比较深入的探讨。学者彭兰(2009)提出了一个“全媒体化”的概念，当时她将全媒体化视为走向媒介融合的一个过程，其中提到，全媒体化不仅是传媒机构内部的流程再造，也是重新定义自己在产业链中的位置、寻找合适的外部合作伙伴的过程。彭兰(2018)再认为，移动化、社交化、智能化是传统媒体转型的三条主要路径。其中，移动化不等于媒体客户端,它是媒体产品的一次系统性升级,包括产品形式、产品结构以及支持它们的产品思维等各方面,与移动化相关的视频化生产也需要新思维，主要包括：垂直化产品思维、精准分发思维、内容与社交的融合思维、场景化传播思维、产品的结构化思维以及多种分发平台的整合思维。移动化也意味着在内容产品中增加更多的社交元素和关系黏性，使社交成为内容的生产与传播动力。宋建武(2018)也提出媒体深度融合的方向在于平台化、移动化与智能化结合的新机遇。移动化与智能平台、机器计算、社交属性等交织在一起，越来越强大的即时数据收集能力、运算能力不断塑造、破坏、再建人类的圈层、社会关系和处理各种事务的规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