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在天山的高寒地带，一只“伊犁鼠兔”正警觉地从岩石缝中探出脑袋，一旁的红外相机被触发，20年来首次捕捉到这一物种的活动影像。这种呆萌的小动物长着一张“泰迪脸”，数量比雪豹还要稀少。大部分时候，针对它们的研究和保护工作，都由一支科研团队义务开展。
在内蒙古西北端，巴丹吉林沙漠的南沿，一棵刚刚栽下的梭梭树正奋力把根系扎进沙层。和上千万棵同伴一起，它们将阻挡南下的沙漠，确保华北，乃至更远的地区免受风沙侵袭。
长江之夜，一艘马力全开的快艇正在追赶盗捕的渔船。快艇上的巡江队员常年游弋在这片水域，守护已经濒临灭绝的江豚。再向南，在某条薄雾笼罩的山路上，一个年轻人正艰难行进，还差1公里就要抵达前方的村庄。他的背包里塞满精心挑选的图书，那是山里孩子了解世界的窗口。
这些都是正在进行的公益行动。它们存在于政府和市场力量暂时无法完全顾及的角落，填补容易被人忽视的社会缝隙。它们的长期运转依靠公众支持，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因为种种误解和沟通渠道的缺失，公益与公众相隔甚远。
如今，互联网正在缩短这种距离。不管是被伊犁鼠兔“萌化”，还是担忧某天黄沙会遮蔽头顶的蓝天，人们只要打开手机，就可以在互联网公益平台上找到众多与之相关的行动者。他们在平台上集中亮相，拥有展示自己的机会和空间。人们作出判断后，只需要在屏幕上点下支付键，就能以“捐助人”的身份参与到公益行动中。
一个北京小伙为保护伊犁鼠兔的项目捐了20元钱，他没法凑到天山的岩石缝边，去观察鼠兔的生存近况。而想要一窥中国互联网公益的日常，“99公益日”就是一条位置绝佳的“岩缝”。
每年9月，中国的互联网公益都会进入“超频模式”。两大平台都选择在9月“造节”，7日-9日是腾讯的“99公益日”，5日-11日是阿里巴巴的“9.5公益周”。
今年的“99公益日”，创下了“捐款人次超过4800万、公众捐款共17.8亿元”的新纪录，这两项数据都几乎是去年的两倍。数字背后，有商场展板前嗓音沙哑的劝募志愿者，公益机构里累到横七竖八躺在沙发上的年轻员工，还有腾讯公益的35个工位旁12张余温未散的行军床。
如果考虑“单人多次捐赠”，这场几乎耗尽各方力气和资源的盛典，成绩要打个折扣。对中国超过11亿移动互联网网民来说，公益这个值得被寄予无数期待的社会治理方式，仍然是个小众议题。无论是平台方，还是公益机构，前方依然道阻且长。
筹款很重要，但公益不只是筹款
互联网公益出现之初，功能直接、简单：筹款。
2008年汶川特大地震，让中国民间力量集中爆发，几乎每个人都想为救灾做点事。有人连夜直奔灾区参与救援，用最朴素的方式阐释公益。更多人选择捐款，就连小学生都在操场上排起长队，等待捐出自己的零花钱。
当时的捐赠渠道，要么是摆在单位门口和学校操场主席台上的捐款箱，要么是一个银行账号，捐款人需要到银行，给公益机构转账。
事实上，地震发生后，各大“中”字头公募基金会都公布了募捐账号，但等到下午5点50分，汶川地震被确认为7.8级特大地震时，银行已经下班了。
公众的捐款成本过高，又受到公募资格限制，中国民间公益力量当时处境尴尬：大部分时候只能依靠政府购买服务，或者接受少数“金主”的大额捐赠来维持运转——它们源自草根，却与公众相距甚远。
罗亚君熟悉这种感觉。由她担任秘书长的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关爱抗战老兵公益基金(下称“抗战老兵基金”)在2013年成立，第一个月只收到了58人捐出的5.4万多元，其中大部分都来自“熟人”。基金的前身是一家关爱老兵的网站，已经助养的老兵超过1000人，每月的生活费就要50万元。
“那时都是‘刷脸公益’，很多人捐款是‘卖个面子’。”罗亚君回忆，基金成立初期，钱是最现实的问题，“关系到我们能不能活下去”。
他们只能靠成立机构必需的200万元注册资金，来给受助老兵发放生活费。这些钱全部来自同一家企业的捐助。
抗战老兵基金成立的第二年，微信支付上线，人们开始习惯不带钱包的生活。罗亚君尝试把老兵项目放到互联网公益平台上，当年就筹得718万元，几十万条捐赠信息多到“一箱A4纸都打印不完”。
那个当年能直接影响他们生死的企业，这一年捐了90万元。只不过，一切都不一样了，这种他们曾经最担心的“不稳定因素”，此时已经不再至关重要。
这一年，中国的互联网公益共筹得4.28亿元，只是全国1042亿元总捐赠量的零头。和关爱抗战老兵一样，一些小众项目在传统公益圈难以得到关注，虽然1000亿元与他们无关，但那4亿元提供了广阔的生存空间，让他们能继续深入重大议题之外的、更广泛、更容易被人忽视的社会细节。
成立之初，腾讯公益的目标也是“解决公益机构最迫切的需求”，把帮助筹款作为平台最重要的功能。
2015年第一个“99公益日”，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下称腾讯基金会)拿出1亿元，按1∶1的比例“配捐”——网友捐出一份善款，腾讯会以相同的金额帮网友再捐一份。
配捐激励效果十分明显，3天内筹得的公众善款，超过腾讯公益2014年全年的总善款额。一些公益机构的“迫切需求”解决了，3天几乎完成了全年的筹款目标。
看起来是多方共赢的局面，还是出现了主办方意料之外的状况。一位参与过当年“99公益日”的公益机构负责人记得，活动零点启动，天还未亮，第一天的配捐额就要分发殆尽——夜晚人们大多都在熟睡，不可能打开手机捐款，配捐是被公益机构自己“刷”完的。
随后，媒体报道部分公益机构“套捐”“机器刷捐”，他们用个人甚至是借来的钱，在平台上捐给自己的项目，套取腾讯的配捐，把“公益日”变成“抢钱节”。
“不要觉得在做好事，就可以超越一切，最终让组织里一群有价值、有理想的人失去信念。”广州满天星青少年公益发展中心(下称“满天星”)创始人梁海光见识过很多“走火入魔”的同行，“钱得了，人心没了。”
到了第二个“99公益日”，腾讯公益设置了单笔配捐不超过999元、刷捐判定等机制。这一年，“套捐”“刷捐”被基本遏制，但被互联网冲刷两年后，一些公益机构已经深谙社交媒体的传播逻辑——“苦、穷、惨”的故事最能让公众慷慨解囊，即使事实本身已经足够残酷，但公益项目的图片、标题，以及故事的叙述方式可以追求更煽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