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见》第一期
“管见”，取自“管见所及”，亦有“管理层见解”之意。远光软件自本月起，推出《管见》专栏，分享来自公司管理者的所思所想， 谨与大家学习交流，共思、共勉、共同成长。
陈利浩
远光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在对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进行说明时强调指出：各地建议“更加重视运用人工智能、互联网、大数据等现代信息技术手段提升治理能力和治理现代化水平”，全会《决定》中对此作出了明确规定。中央政治局特地选在“程序员节”的10月24日组织以区块链应用技术为主要内容的集体学习，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信息科技应用的前瞻和重视。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战斗中，以大数据、人工智能为代表的信息技术得到了大量的运用。“17万人”大会，就是利用网络视频会议技术、实现社会治理架构“扁平化”的典型案例：全国各地的党员干部，史无前例地在同一时间实时聆听到党中央的声音。
无论是应对公共突发事件，还是推动治理能力现代化，都需要把分散的人员、资源、信息实时地联通、调用、互动，都需要减少乃至消除信息不对称、保证信息真实可靠，都需要基于透明、统一的规则对信息进行比较、判断、选择，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为此提供了强大的手段。但是，这些手段要发挥最大、最优的效用，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对原有机制、模式的创新、甚至颠覆，信息化应用效果较好的有关行业，如电商、支付、出行等等，已经提供了众多的样本。
在国家治理领域，信息技术的运用同样不能被简单地定义为只是原有机制、模式和方法的“强化”、“细化”，不能被简单看成“维稳的新手段”。必须认识到：现代信息技术的特性，如开放、多元、扁平、分布、客观等等，与人民美好生活需求中的社会性部分，与国家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方向，是高度一致的。因此，应创新管理理念和管理模式，充分利用信息技术去解决那些传统方式下较难解决的深层次难题，提升治理能力和水平。试举几例：
1、辅助决策
地方政府的大部分日常审批工作，就是对照相应法规对申请者按规定格式提交的信息加以评判。如果设计人工智能的“审批助手”，深度学习、掌握相关法规，并逐步提高申请信息的数字化程度，从而由“审批助手”循序渐进、高效优质地代替越来越多的日常甄别、审批工作，不但能大大提高效率、“精兵简政”，更能保证公正。进一步，可以设计“人工智能决策助理”，象给阿尔法狗“喂棋谱”那样把党的章程、理论、政策，与决策相关的宪法、法律、法规，处理历史案例的经验和教训等等，都“喂”给它学习；把从多源的社会数据抽取、分析得到的“社情民意”、“最大共识”让它了解；让它成为一个“不断学习、时刻更新、无一遗漏、永不疲倦、高度稳定”的决策助理。在各级党委和政府进行决策时，同时把与决策相关的各种事项详尽、精确地向它描述，“请”它给出决策建议及其依据和后果。它的建议、依据和分析，决策者采纳与否的决定及其依据，决策实施的结果，都以适当的形式公布并存档，并成为决策助理新的“营养”。这样，就能把高效决策和超强执行的显著优势与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相结合，既能保证“集中力量办大事”，又能实现必要的制约和制衡，进一步发挥制度效能。
2、广集民意
改革、发展的深入必然伴随经济结构多元、社会阶层多样、利益诉求复杂，倾听、收集各个阶层人民群众的意愿成为治理刚需。反复强调“涉及一部分群众利益、特定群众利益的事情，要在这部分群众中广泛商量”，对征集民意提出了更高、更明确的要求。实名制后的移动互联网，为广泛征集民意提供了技术上的可行性。可以按照预设的分类把要商量的内容精准发放到涉及群众的手机上；参加商量的群众可以用手机发表意见、参加表决，不需要现场、不需要同时；可以由后台程序对群众发表的意见分类汇总、统计分析、必要时再度征求意见，做到“无一遗漏”；可以通过手机对商量结果的实施进行跟踪；等等。通过移动互联网，社会调查的样本量级可以从千人猛增到百万人、千万人，耗时也可以从几个月缩短为几天、几小时，逐步达到政民之间的实时互动。
3、传递信任
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高度信任，但也存在着局部的某些政务数据被误读、引起争议的情况：公布一段视频，会有人质疑“动过手脚”；明确“临时工”身份，也会招来“顶包”的吐槽。中央政治局区块链集体学习会上要求：“探索利用区块链数据共享模式，实现政务数据跨部门、跨区域共同维护和利用”。建议按照这一要求，把易被误读的政务数据“上链”：政府部门存放这些数据本身，而把这些数据的“数字指纹”存放在经过认证的“第三方”，政务数据的真实、可信，可以通过第三方所存放的“数字指纹”来验证、保证，用技术手段杜绝了责难，确保和传递了信任。谁来做“第三方”？在论及网络空间治理“多方参与”时列举的“互联网企业、技术社群、民间机构、公民个人”等都可以。
4、信息对称
一些重要领域的改革都对信息对称提出了较高的要求。例如，国企改革的重要目标是建立和完善“委托代理机制”，而委托代理机制的困境之一在于信息不对称，无论是授权、考核、监督、激励和约束，都需要充分、完备的信息。随着国企信息化程度的提高，企业内部的信息透明、统一、实时已经得到保证，只要充分利用区块链等可信技术，设计有效的外部监管接口，在适当的分布式机制下把企业数据的“数字指纹”存放在监管部门，通过可验证的“不可篡改性”来保证可信任，就可以保证股东和公司、监管层和企业之间的信息对称，大大推进改革进度。其他如自然垄断等行业的改革也都可以依照这个思路。
5、优化考核
如果把党政干部比喻为运动员，对他们的训练、选拔、裁判基本都是人工过程，信息技术发挥的作用非常有限。在考核体系的这种“主观性”下，对上级负责和对群众负责，“琢磨人”和“琢磨事”，必要的形式和形式主义，勇于担当和“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坚持原则、加强管理和“老好人”，等等，都成了广大干部时刻面对、但往往只能违心地“劣向选择”的难题。现代体育运动中，信息技术已经应用于训练、比赛等的全过程，运动员的前途和命运由教练员、裁判员主观因素决定的比例已经大大降低。同样，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干部的学习过程、工作状态、决策能力、社会效果等等，包括生理、心理的健康程度，也可以被自动记录、全面分析、客观评价。当然，这样的“干部画像”系统，比“运动员画像”系统的难度要大得多，但是，鉴于干部队伍的健康、活力对于国家治理体系的极端重要性，只要能从原理上保证对他们考核的客观、公正，值得党和政府花任何代价去设计、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