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历程与进步
张军，知名经济学家，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教授，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入选国家“万人计划”。上海市委决策咨询委员会委员，民进中央特邀咨询研究员。张军教授专注于中国经济改革、转型、政府治理与经济增长的理论和实证研究。中国经济在过去40年间发生了巨大变化，GDP从1978年的大约3700亿元人民币增长到了今天的约84万亿元人民币。其中最突出的变化，当属我们的经济很大程度上已经市场化了。
1978年到1997年这20年，是改革最精彩的20年，不断试错，从失败到成功，从微观到宏观，从理论到经验，从争议到妥协。那是一段很浪漫很有激情的岁月。那些改革实现了我们财富的快速积累，也给我们今天带来了一些制约发展的体制弊端。这都需要我们继续推动改革来完成未竟的议程。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 张军
中国经济在过去40年间发生了巨大变化，GDP从1978年的大约3700亿元人民币增长到了今天的约84万亿元人民币。其中最突出的变化，当属我们的经济很大程度上已经市场化了。但大家也必须承认一点，就是在我们的市场经济当中，政府依然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地方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尤其重要。
我国目前的体制架构，大约成型于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的一系列改革。而那个时候的改革又和上世纪80年代的改革以及改革导致的主要问题有关。
在经济学家看来，政府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影响是两方面的，它的好处之一就是在过去，特别是在经济面临外部冲击的时候，我们能很快度过困难。但它也带来很多的弊端，最值得关注的后果就是所谓的资源或资本错配。尽管今天我们的就业创造主要来自于非国有企业部门，对GDP的贡献大部分也是来自非国有企业，但是金融资本以及银行信贷还是主要流向了大型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的项目，导致很多有活力的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不能获得平等的金融支持。资本错配的另一个后果是，我们国内很多资产价格被非常严重地高估。如果你到亚洲地区，到新加坡、香港，你会发现很多资产比国内更便宜。什么原因呢？我想是资本错配的表现和后果。因为资本不能自由地跨境流动，导致资金留在了国内，冲高了资产价格。如果开放跨境资本流动，我相信，国内资产价格会受到非常大的冲击，尤其是房地产价格，这会给政府带来很大的挑战。大家抱怨钱出不去，但如果钱出去，就会在汇率和资产价格之间造成非常大的压力。对于政府来说，是保护汇率还是保护其他，会是一个非常艰难的抉择。这个问题如果长期不解决，未来就会越来越难解决。
那么，我们的这个体制是怎么来的？这需要我们弄清楚上世纪90年代的改革是针对什么而进行的，因为我们的改革方案从来就是为了解决问题而提上议事日程的。上世纪90年代的改革要解决的问题，产生于80年代改革遗留的一系列问题。而这些问题的核心是通货膨胀。这个问题困扰了1978年之后至少15年之久。
在上世纪80年代，曾两度放弃比较激进的改革方案，也就是1986年的综合配套改革和1988年所谓的价格闯关，就是因为担心物价上涨引起社会动荡，让老百姓对改革失去信心。那个时候，国务院领导被一些有影响的经济学家的建议打动，觉得涨价不可怕，只要工资跟着涨就可以，一度想用5年时间允许每年涨价10%，工资每年增加12%~14%，实现向市场经济的过渡。消息引发了1988年下半年全国的抢购潮，当时上海有的老百姓抢购肥皂、盐，或许够用上很多年。这个方案最终被国务院放弃了。
上世纪80年代的改革，始终面临着涨价问题的困扰。在邓小平1992年初发表南巡讲话之后，改革再次提上了议事日程，而且邓小平希望改革步子迈得更大一些，经济更市场化一些。朱镕基就在1993年开启了一系列的市场化改革，这场改革奠定了我们今天看到的整个中国经济体制的基本架构。
当时朱镕基的改革目标是什么？他要做什么？我们必须要回到1978年。1978年开始的这场改革始终没有解决好的问题就是涨价，老百姓抱怨认为只要改革就涨价。为什么呢？因为原来计划经济时代的所有价格都是政府定的，是不能变化的。那个时候价格不涨，但是我们会出现另一种现象，就是大家获得产品的代价会远远高出政府的定价。比如说房子，那是政府定的价格，可是你没有房子，你想住房子就要等十年，是要付出巨大代价的；再比如你要买一辆自行车，可是要凭票买，还要排队等很长时间。这些都是真实的代价。所以说，价格是永远消灭和改变不了的，所能改变的只有价格的表现方式。计划经济看起来很太平，低工资低物价，但实际上我们为了得到某个商品或服务，实际付出的真实成本远远高于官方定价所代表的那个水平。
从这个意义上讲，要进行改革，用经济学家的话来说，就是要“把价格搞对”。只有这样才能消除资源错配和扭曲，供求之间的平衡才能实现。可是要从原来的计划经济做到把价格搞对，这件事情没有说起来那么容易。
我记得非常清楚的一件事情是，1984年决定对计划经济进行改革的时候，对于如何推进价格改革，是有争议的。在1984年秋举办的莫干山会议上，“价格如何改革”就成为争论最为激烈的话题。其中有一派认为价格应该彻底放开，另一派坚持应该逐步调整价格到均衡水平。后来也有些人主张应该把两种意见结合起来，就是“调”和“放”结合起来，这就是以后所说的价格双轨制改革。
至少在当时，大家觉得价格放开是有风险的，所以也许在计划外放开、计划内逐步上调比较稳妥。但是由于那个时候改革的基本思想是向企业和地方政府放权让利，导致财政赤字持续扩大，倒逼银行发钞，形成消费膨胀和物价上涨。在那个局面下，任何想要对价格进行激进改革的方案都无法被真正采纳执行。对于如何控制通货膨胀，政府也缺乏理论指导和经验借鉴。
就在这个时候，当时世界银行驻北京的代表建议邀请欧美和日本的经济学家到中国来分享经验，看看通货膨胀这件事情怎么处理，政府应该怎么管理好宏观经济。于是，1985年9月在一条从武汉到重庆的“巴山”号轮船上，召开了一个关于宏观管理的国际研讨会，讨论政府如何稳定宏观经济。这个会议对中国改革有很大的影响，提供了很多宏观管理与改革方式的经验。
总体来说，在上世纪80年代，大多数改革都是涉及微观的改革和激励机制的改革，宏观上的改革基本还没有。这恰是通货膨胀反复爆发的原因。
1989年后，中国经济遇到很大的困难，经济增速下降到个位数。改革何去何从面临重大抉择。1992年初，邓小平南巡，一路发表讲话说，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他还说，谁不改革谁下台。在邓小平南巡讲话的指引下，中央在1993年11月召开了十四届三中全会，决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个决定对之后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发挥了决定性影响。
今天回想一下，中国很幸运，邓小平从1977年第三次复出到1997年逝世有20年，这20年间，中国在邓小平的见证下基本完成了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架构。
上世纪90年代，朱镕基有力地推动了宏观层面改革。1993年以前，中国经济遭遇最大的问题是通货膨胀，通货膨胀问题出现的根源是财政和银行不分家，所有放权让利的改革最后都演变成财政向银行的透支，包括国有企业补贴和职工工资的增长，都得靠银行发钱。1993年底朱镕基担任中央银行行长，决定不再给财政部借钱，而且要求商业银行40天内收回预算外的贷款，开始整顿混乱的金融秩序。1993年底，中央决定推行分税制。分税制提高了中央的财力，使得中央权威再次树立起来。由于国税与地税分开，地方再也没有动机隐瞒收入，也减少了地方的预算外收入规模。这才逐步控制住宏观经济的不稳定因素，实现宏观大局的稳定。
朱镕基的改革针对的是如何稳定经济，要消除通货膨胀的结构性原因，但产生了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就是分税制改革创造了地方政府的高能激励，让地方政府开始高度关注地方GDP的增长，关注投资，关注基础设施的改善。地方政府受到投资者用脚投票的压力，就要不断改进基础设施，加大生产性和公共性的资本开支，这样把中国的GDP持续推高，保障了中国经济在1993年以后持续高速增长，同时又实现了宏观的稳定，这是个意想不到的结果。
上世纪90年代的改革，除分税制之外，住房制度的改革也是在那个年代推出的，1999年最终取消了福利分房。还有一些结构性的改革就是我们称之为国有经济的战略重组和抓大放小的企业改革。那个时候，国有企业和银行之间存在巨大的债务关联，如何解决这个问题？1994年在京伦饭店召开了一个国际研讨会，讨论国有企业的债务怎么解决，破产和债务如何处置？如何改革国有企业以及如何建立现代的公司治理结构，也是讨论的核心。这些讨论对后来的改革发挥了重要作用。1996年及1997年进行了国有经济的战略重组，缩短国有经济过长的战线，重要部门的国有企业可以保留，但必须改革企业内部治理结构，使其公司化。竞争领域的中小型国有企业鼓励民营化。这一改革释放了巨大的活力。
大家可以看出，中国的改革其实可以分成两个阶段，1993年是一个分水岭。这以前的改革是零敲碎打的、自下而上自发的，即使1984年决定了对计划经济体制进行改革，但在计划经济如何转向市场经济的过程中，改革的基本导向就是微观上放权让利，宏观上没有进行结构性的改革，结果反复出现恶性通货膨胀。当时中央对付通货膨胀的方法就是治理整顿，让经济停下来，形成大起大落的周期现象。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和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之后，才进入到宏观和结构性的改革阶段。朱镕基进京担任国务院副总理期间，主要任务就是推动宏观层面和结构性的改革，解决通货膨胀困扰经济的体制根源，推行了中央与地方的分税制，提高中央的财力和宏观调控能力。第二是把银行和财政分开，整顿金融秩序，彻底终止财政向银行的透支，然后进行国有企业改革，消除了之前长期困扰我们的经济大起大落现象，实现了经济的稳定与增长。
我们今天回过头去看40年改革开放，有这么大的进步，整个市场经济的基本架构成型了。如果说还有什么遗憾的话，我个人觉得，在很多领域改革不彻底或者被无期限推迟。这些领域由于当时的约束条件，是没有办法做彻底改革的。比如说金融的改革，在当时没有做好，所以金融的自由化一直没有和其他的改革同步。第二个就是国有经济这块，当时抓大放小是权宜之计。方案中没有预料到的是当民营经济发展以后，大量的利润都通过上下游的关系转移到了上游，结果保留下来的处于上游产业的大型国有企业，在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后盈利持续改善，资产持续膨胀，很大程度上这不完全是因为国有企业变得有竞争力了，而是因为整个经济在高速发展，在上游的垄断地位维持了它们的垄断租金。这是我们今天在结构改革上面临的非常尴尬的问题。此外，有关税制改革以及公共财政的体制，特别是如何建立以直接税主导的体制。这些遗留下来的问题就是未来改革主攻的方向。
回顾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中后期的这段改革，我始终认为1978年到1997年这20年，是改革中最精彩的20年，不断试错，从失败到成功，从微观到宏观，从理论到经验，从争议到妥协。这个过程中产生了很多至今我们仍耳熟能详的改革家、创新者，那是一段很浪漫很有激情的岁月。那些改革实现了我们财富的快速积累，当然也给我们今天带来了一些制约发展的体制弊端。这都需要我们继续推动改革来完成未竟的议程。
（根据公开演讲整理，经本人审阅）
责任编辑：王潇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