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3月，全国科学大会召开，迎来了科学的春天。40年来，我国能源行业发生巨变，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能源生产和消费总量跃升世界首位。能源领域科技创新突飞猛进，一批技术成果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为了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展现能源科技的发展变化，人民网能源频道推出“科学的春天——能源领域院士系列访谈”。近期，中国石化仪征化纤股份有限公司教授级高级工程师、顾问、中国工程院院士蒋士成作客人民网，畅谈化纤行业改革开放与科技创新。
以下为此次访谈实录：
主持人：1978年，您从纺织部设计院只身到了江苏石油化纤总厂。1992年您又被任命为公司的副总经理兼总工程师，可以说，国企改革的几个节点都与您息息相关。您离开北京去仪征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蒋士成：原来我是从事化工的，但是化工也是搞高分子材料的。1973年，毛主席提出要解决穿衣问题，决定搞合成纤维。为响应党的号召，我开始转向做化学纤维研究。当时，国家批准了四个化工项目，一个是上海石化，一个是天津石油化纤，一个是东北的辽阳石油化纤，还有一个是四川维尼纶。
这是由纺织部引进国外的技术建立的第一批大规模化纤企业，都以石油为原料。因为纺织原来用的原料是棉、毛、麻、丝等天然的纤维，现在要用化纤原料，就需要懂化工的和高分子的人才。所以从贵州把我们搞化工研究的调到北京纺织部，来承担这四大化纤企业。我参与辽阳化纤建设，承担石油化工这一块，当时就是做乙烯，还做汽油加氢这一块的和国外对口谈判的组团，把国外技术引进来，在国内来建设。前面几年我就参与到化纤和国外的合作。
但是，这四大化纤规模还不够，因为中国人口太多，国家就规划了一个更大的石油化纤的基地，就建在江苏仪征。当时筹建时是按照“江苏石油化纤总厂”的名字立项的，后来因为有一些和行政部门的分工，当时化工部门也在搞，前面的石油化工和我们化纤的石油化工是一样的，现在的发展也是这样，油、化、纤是一条龙，这样国家决定把前面的石油和化工交给了化工部来负责，当时叫南化，也就是现在的扬子石化，把这一块接过去了。从高分子聚合开始，一直到后面的纤维，这一块是由纺织部负责建，当时国家已经批准了江苏石油化纤总厂的任务书了，但是，过了不到半个月，就又调整了一下分工。这样，从1978年开始，纺织部就负责从聚酯开始到纺织，从这个地方开始。
我当时在纺织部设计院，参与了仪征化纤的总体规划以及后面的谈判，国外考察、谈判，引进技术等，后面一直到我们做成施工图实施建设，一直到开车。我还是非常有幸，能够参与到国家最大的、也是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化纤企业的前期工作，以及建设工作。在1978年，当时纺织部派了29个干部，其中设计院就是我一个人去了，在那负责前期包括考察，全部的工作。我以总体设计主要负责人的身份，参与了前期的考察。当时国家为了仪征选取新的技术，组织了一个20个人的考察团，到德国、英国、美国、日本等国当时最发达的、最先进的石油化工化纤企业去考察。我们在国外大概考察了两个月，把世界上的技术基本上理清了。当时国家拿了大量的外汇来建仪征化纤。1978年，我们考察完了以后，就把合同签下来。
主持人：您第一次出国是1978年吗？
蒋士成：我第一次出国是1974年，当时搞辽化的时候，我们是和法国合作，我到法国去过两次。那个时候还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我们还是要开放到国外去学习一下，引进一些国外的技术。
第一次出国感觉眼前一亮。当时我们对国外的情况基本不太了解。去看了以后，感到确实人家在科技方面还是发展非常快，像石油化工这一块的装置，用的技术，国内远远赶不上，我们过去都是以煤炭为原料，真正从大炼油开始做化纤的原料，还是从国外开始，我们1973年引进的时候才知道。后来，我们在辽化基础上做仪征的时候，又更进了一步，我们眼光也更远了一点儿，我们引进的技术比1973年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选取的技术路线，全是当时国际上最新的东西，装置也是最现代化的装置。过去化工过程自动控制都是采用独立控制的2型或3型仪表，仪征化纤引进的是最新的计算机集散型控制系统，也是国内最先引进的技术。”
主持人：1978年当时郭沫若预言科学的春天来了，您当时有没有感觉到一种即将到来的变化？
蒋士成：我们大学受的教育也都是非常传统的，也是在党的领导下，解放以后读的大学，非常感恩，因为我们当时读大学也都是国家培养，国家给予我们，不要收学费的，连吃饭都是供给制的，也是国家提供的，非常感恩。没有国家重视教育，我们能不能读上大学都是问题。受的教育，完全是根据党的需要，指示什么，需要我们干什么，就到哪干什么。那个时候一声令下，让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
我们这代人经过各种各样的运动。我们抱着爱国心，愿意做一番事业，但是在政治运动中又受到冲击，抱负不可能实现。直到1973年调到北京，又碰到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搞仪征化纤，这么大一个项目，国家让你出去考察，跟国外谈判，参与到后边整个的建设工作，我认为对我来讲也是一个春天，一个新的春天。
主持人：作为一个科技工作者，您觉得改革开放与您个人的命运以及跟咱们国家的命运有什么样的关系？
蒋士成：这个实际上是密切相关。我们大背景，提供这么好的条件，我才可能参与到世界级的工程技术上，负责工作、开发工作，这也是大环境造成，假设没有这个环境，你再有抱负，再有能力，也只能在有限的范围内。
主持人：您是从基层企业里面逐渐锻炼成长起来的。尤其是在仪征化纤走入了创业的阶段。您的一生可以说经历了很多坎坷，是什么支撑着您一直走下来？有没有想放弃的时候？
蒋士成：我们的信念、抱负就是希望把我们所学到的东西，奉献出来，为国家的建设做出贡献。当中有一段时间，你想做的事情有，但是你做不了，没有发挥的余地。那个时候有点失落，也就算了。
1971年，我们被下放贵州大三线去了，看不到什么希望了，以为就在那儿一生终老了。当时刚好碰到需要解决穿衣的问题，就又于1973年把我们调到北京，又碰到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搞仪征化纤这么大一个项目，国家让你出去考察，跟国外谈判，参与到后边整个的建设工作，我认为对我来讲也是一个春天，一个新的春天。在需要的岗位上，让我们发挥作用。我认为还是很好的一个机遇。我有工作可以做，我的抱负、我的能力可以在工作中间实现。
主持人：您与企业一起成长的经历，肯定对我们中国的民族工业的发展有着切身的感受。改革开放40年，您觉得您所在的企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走了怎样一条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