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能在26岁时较早担任基金经理，主要是由于当时基金业法规还没有规定需要三年从业经验才能当基金经理。如果按照现在的法规，一个硕士研究生毕业后要从业三年才能当基金经理，最快也要28岁才能当上基金经理。可以说是历史给了我们这个机遇。
说实话，我能在很早期就进入基金行业，到现在都感到非常荣幸。前段时间接受采访，我给出的题目是“公募基金带给我人生的一切”。正所谓“女怕嫁错郎，男怕入错行”，我觉得我入对了行，入对了公募基金这个行业。
刚入行时，行业精英主要集中在证券公司，当时的公募基金公司总经理也就相当于证券公司的部门经理，整体行业收入也非常低。在行业刚成立时，很多人都是从证券公司降薪来到基金公司的，能走到今天可以说是非常不容易。
为什么能走到今天？首先，基金行业在成立初期树立了很高的标准规范。资管新规打破刚性兑付以后，公募基金成为受益的行业。因为经过20年的发展，持有人已经能够理性面对基金的涨跌，业绩不好就用脚投票，就赎回。公募基金20年，已经践行了资管行业真正地打破刚性兑付，这是制度设计的结果。
第二是收益。用通俗的话说就是挣钱，这么多年基金还是给大家挣钱了。各种数据测算显示，过去20年，公募基金复合年化收益率都非常不错，但基金持有人的收益并不理想。这有客观的因素，波段性操作或追涨杀跌，所以加权下来老百姓可能没有分享到基金赚钱的好处。但是这个行业的制度设计本身是没有问题的。
基金公司怎么赚钱能让持有人满意？我觉得有三点因素。第一，主观上要有把这个事做好的意愿。第二，客观上具备这个能力。第三，管理机制。只有这三点做好了，才能够取得持有人的信任，多挣钱或少亏损，长期来看才能够为持有人创造良好的收益。
更具体来看，第一个主观上有这个意愿比较好理解，所有的资产管理机构都愿意为持有人挣钱，在这点意愿上大家没有区别。第二是具备客观能力。有人说公募基金实现了管理层股权激励就能把业绩做好，其实不一定。第三是管理机制，我想重点从这个方面讲一讲，结合前海开源基金的运作实践，谈谈基金公司管理制度的创新。
前海开源基金公司有四家股东，每家股东持股各占25%，其中一个是管理层成立的合伙企业。管理层作为并列第一大股东，四家股东互不关联，没有单一股东具有1/3的否决权。
在这种情况下怎么维持日常运作呢？我们的运作靠“三会”。“三会”的第一会是持股委员会；第二会是执行委员会，传统的基金公司通常称为总办会；第三会是管理委员会，这是学习了华尔街高盛的模式。持股委员会跟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的投票机制一样，按股数投票。持股委员会相当于代行了执行股东大会的概念。
我把一个公司的关系分为三个层面，第一是股东与股东层面关系，第二是股东与员工的关系，第三是员工与员工的关系。先看股东与股东的关系。我们的四家股东各持股25%。前海开源持股委员会的存在，以及我们股权机制的设计，就使得管理层和员工相对于股东有较为平等的地位。
更具体地来看，前海开源基金公司的员工分为四类，第一类既有股权又是事业部的人；第二类是有股权没有事业部的人，多是管理人员中后台部门人员；第三类是有事业部没有股权的人；第四是既无股权又不在事业部的人。
我们都说要团结一致，但必须要考虑到各个利益阶层，要怎么样解决这些问题？持股委员会非事业部人员超过了51%，持股委员会有两个作用，在跟公司的其他股东打交道时，代表全体员工的利益。但与管理层和员工内部体系运作中又代表股东的利益。一方面可以平衡其他三个各持股25%的股东与管理层和员工的利益；另一方面，在公司内部平衡投资事业部和市场营销事业部股东的利益。这是第一个体制。
第二个体制是执行委员会，传统公司总办会是总经理加上几个副总经理，而前海开源不是。我们设置董事总经理等职级，称为MD、ED、D，还设置了常设委员、轮值委员。轮值委员每隔一定的时期要进行选举。
执行委员会既代表公司管理人员，也有中后台人员，还有市场营销人员和投资人员。当涉及利益分配的时候，我们鼓励大家公开表达自己的意见。在前海开源基金，所有的纷争都在桌面上，都可以在投票过程表达出来。
第三是管理委员会，公司总经理任管理委员会主席，公司督察长担任监察官，他不投票，而是负责监督整个投票程序的合法合规。在我们的持股委员会，能够做到事业部不侵犯股东利益，公司执行委员会如果做出侵犯事业部利益的事情，在管理委员会这里会被否决，这就形成了相互制衡，制衡的目的是为了所有合伙人、所有事业部和所有员工的共同利益。
在我们公司有一些员工离职，这是事实。但公司合伙人层面以及D职级以上的人员很少有人愿意离职。这与传统的老基金公司很不一样。在老的公募基金，大家苦恼的是中高职级的高管以及明星基金经理或者优秀的市场总监会辞职，在传统的公募基金公司是很常见的。
正是基于这一制度设置，前海开源基金早已摆脱了一人公司，我们是一个精英团队，是几十个核心组成的精英团队。在前海开源基金公司的员工中，我的知名度排第三。排在第一位的是龚方雄，他是沃顿商学院的博士，美联储的经济学家；排第二的是杨德龙。有一次我和别人换名片，他惊讶地说：“您是杨德龙的同事啊”。
所以，综合来看，如果我们能够从主观意愿，客观能力，组织架构体系这三个方面共同着力，相信最终我们就能使基金持有人满意，给大家挣钱，真正做到实现资源优化配置，让“金融或公募基金为实体经济服务”成为一句实话，而不是一句空话。
前海开源基金已经做了一些探索，也还有很多不足和苦恼。未来我们愿意跟基金业以及整个大金融证券基金行业的各位精英一起共同探讨。
